摘要：因此，每个国家追求本国利益的活动和优待本国公民的传统观念必然会导致国籍歧视问题的出现，而这也很可能造成其与平等待遇原则相冲突。 ...

特权是允许与非命令，否定了命令与禁止。

对此，打个比方，甲商务厅厅长决定后勤科章科长负责单位食堂的食材采购，章科长与李菜农订立蔬菜买卖合同。六、余论 法律关系方法，还有类推适用、目的性限缩、目的性扩张以及依赖主要方面、主要矛盾认定合同的归属等等，限于本文的篇幅，笔者将另撰他文讨论这些方法，此处不赘。

从张利作为A基金会的代理人的一侧立论，A基金会是明知张利未获代理张媛向A基金会借款8.00万元人民币、以13.00万元人民币的存单质押的授权的。为描述类型而提出的各种因素不需要全部重现。商务厅厅长的决定为行政权的行使，但该行政权不因此转移入章科长与李菜农订立蔬菜买卖合同之中。如果这种理念及认识是正确的，那么，作为法律人务必形成法律思维，重视和掌握法学方法。这种工作之不易，在系争合同属于合同联立、混合合同的情况下，突出地显现出来。

内容提要：某项民事权利究竟是处于A法律关系之中，还是归属于B法律关系之内，应当适用哪部法律的哪个条文，其生效条件、实现条件，其效力强弱，其负担有无及轻重，受到怎样的对抗（抗辩、抗辩权的行使），等等，可能大不相同。有人反驳到：《合同法》第402条、第403条规定的外贸代理不就是只有两方吗？为什么系争案件有两方就不可以呢？笔者的回应同样利用法律构造的思路：《合同法》第402条、第403条规定的外贸代理由行为人和相对人构成，而系争案件的两方是被代理人和相对人，二者之间不具有类似性，系争案件不可类推《合同法》第402条、第403条的规定。这样看来，权利绝不仅仅是一种初级霍菲尔德状态。

规则各有其作用，某些规则的作用是调节或指导相应的主体的行为，作用方式之一是规定或者要求主体必须做什么或禁止做什么。研究者要做的工作只是再次进行确认并稍作不同说明。有鉴于此，萨姆纳选择从权力概念开始他的推导过程。如果我们将允许定义成禁止的否定，一定要在这个韦恩图中给边沁的非命令找个位置的话，只能是在圈外寻找。

[63] 参见殷杰、董佳蓉：《人工智能的语境论范式探析》，《自然辩证法通讯》2011年第4期，第16页。[21]为了解释法律关系中的基本概念，以下将诉诸规范这一更为基础的概念，并将其作为论述的开端。

（2）义务与特权的矛盾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否定 设定义务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因为义务不足以充分表达规范的内容。无权利关系到另外一个主体对前面一阶段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基本态度，它的基本立场是肯定特权，否定义务。在他看来，规则所授予的权力可以比作身体的能力，是动态的，包含着自由、请求等多重规范意涵。王涌较为系统地将霍菲尔德权利理论引入中国，他毫不吝啬地将霍菲尔德理论誉为天才的杰作，他认为霍菲尔德以天才般的智力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关于法律关系的体系。

在一定意义上，形式是内容的本质。豁免B-A(F)读作B在F领域无需屈从于A的支配。这些权力通常可以表现为管理机构能够通过创造新规则或废除旧规则来改变制度，裁判机构的权威能够通过改变规则来改变人们的规范关系，个体能够通过签署协议来改变他们之间的规范关系。[17]较之罗斯的理论，萨姆纳的理论更复杂，他描绘出一个无限衍生的意义系统。

从义务到无权利，形式上经历了两次否定，因此，无权利本身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第二次否定是重归义务性规定。[8]霍菲尔德明确表示自己将不在法哲学层面努力。

在已经步入信息时代的今天，法律元语言必须被重新阐释。在他那里，权利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家族概念，请求权、特权、义务、无权利、权力、豁免、责任、无资格八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先后被论及。

两者若都不适合用来表达规范指令，第三种可能性会被考虑进来，非命令或允许可供备选。阿列克西就作过这样的推演。示意图表征了一定的规范意义，两个空白部分与阴影部分各自指示着一定行为活动空间。而未规定的领域代表着放弃评价的可能性，意味着不受次级规则的介入。[58]拥有权力者在意志能力上占据主导地位，权力是指根据自己的自由裁量来行使这种权力。按照符号主义范式，未来的法律人工智能设计可以采纳与这张表相符的术语。

[24]内容是经验性的，可以千差万别。豁免并不意味着行动者有权选择或者可以控制他人做什么。

例如：x被命令表达其意见。理解豁免必须着眼于其与其他概念的关系。

[63] 另一种范式将连接主义作为选项。[43]一个广为熟知的法谚其实是有条件的，是一个弱的命题。

第二矩阵相关的规则是次级规则，是对第一矩阵的否定。[47]鉴于请求权的这些特点，法律对这种个别性的调整要求严格，甚至要求请求权的行使达到精确的程度。因此，萨姆纳将第二组规则解释得相当复杂。可以从中获得的理解是：命令必须是用某种方式给定期限的，带有期限地履行。

[39]这一根本的矛盾作为一种动力推动着人的意识走向分裂，从反面进行另外的尝试。[6] 参见沈宗灵：《对霍菲尔德法律概念学说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第69页。

[3] See Wesley Newcomb Hohfeld,Some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Yale Law Journal,Vol.23, No.1(1913), pp.16-59。[41] 参见注[16]，第24页。

[49] 参见注[15]，第152页。这决定了责任与权力的关系：权力是对责任的另一种形式的回归，两者在内容上是相反的，在形式上是相对立的，两者的关联性可以从内容上加以理解。

[33] 参见注[27]，第344页。[30] 参见注[16]，第22页。那么，规范是否具有发展出一个法体系中一切范畴的可能性？抑或，法体系中众多基本范畴的形成是否可能与规范的内涵的不断展开有关？ （一）规范模态的四分法 规范理论与以权利为核心的法律关系理论各有偏重，前者通常被归于客观法理论，后者被归于主观法理论，然而这并非绝对。依照他的见解，明确这些基本概念，会使法律人的思考更加明晰。

在没有任何规则体系时，一切行为都是被允许的(或默许的)，规则体系出现的主要作用是对允许施加限制。论及霍菲尔德的权利理论时，劳埃德在《法理学》教科书中这样介绍：他的论文以混沌不清的司法推理为例。

[50]在对权利的理解上，哈特是意志论者，他自然也不认可豁免权。[23]本文从规范出发证成法律的最小公分母，从语言分析的角度探求法律关系的内在逻辑，从形式概念上客观地理解法秩序的生成原理。

但是，我们不能仅从法无禁止即自由的角度理解负面清单。与命令这一规范形式相对应的是权力，权力是一种强制性的力量，[57]意味着针对他人意志的必然强迫。